邮学观微录四十三

作者:古网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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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查邮政总局出版的《中国邮票目录》初版本中,对于前清慈寿纪念邮票发行的日期,所载为国历“民前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”,此乃根据西历而来。即原为“一八九四”,改书为“民前十八”。此点并无错误。因《海关邮政》的档卷通用英文及西历,由英文译时,按“编例”舍“西元”改为“民元”纪年。虽该书“编例”十一款中有注明:“前清邮票采用农历,括弧内加注推算之民前国历日期。”惟实际编审时,恰恰相反,系以西历为主,后再推算农历的。笔者曾忝为编审委员之一,对此自应负责说明。关于“日期推算”等事宜,当时悉由协同编制的属员誊稿,限期于邮政六十周年庆仓促付印,故初版竟有“农历清光绪廿二年十月廿六日”为慈寿票发行日期的谬误。但出书后,同人再分工校订时即已发觉,已在“续编一”所附“订正表”中页一,订正为“光绪廿年十月十九日”,即是国历“民前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”。此为拙作采用“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”资料来源的第七种。  其八:我在民国四十九年十月到十一月间,于本报南版连载所撰“中国邮票的历史故事”拙作中,第廿五篇“甲午谈往慈寿邮票”,及卅一篇“初版慈寿票的出生率”两文中,对慈寿票发行前的“历史背景”,及出生后的种种史迹资料,皆略加研考。当时曾采用一种较大胆的新“观点”,即:这套确因慈寿而发行的中国首次纪念票,为什么在九种图案中,除采用习俗认为吉祥祝寿的花饰作象征外,为何并无慈寿纪念等类文字?为何筹制多时的这套祝寿纪念票,竟赶不及在太后的寿辰正日发行?我国旧俗寿辰只应“暖寿”预祝的,过了寿辰再补便是不敬,但祝慈禧太后寿辰的邮票竟迟了九天,大逆之罪,那还了得?   由是,我曾大胆的假设:可能那是客卿赫德等洋大人们所使的一举二得的手法。其时甲午之战方殷,军情紧急,战报恶讯频传,太后生日前夕失金州,初十,日兵三路攻大连湾,取得旅顺。人心惶惶,故将此发行邮票事宜延迟了。可是呈奉宫庭御览的“样票”,则必于期前献呈。笔者曾亲见费拉尔未入市的遗珍中,所秘藏绿绸面黄缎工笔说明的慈寿邮票册,内中所贴以试制试印样票为主,那可能便是特制进呈的“副本”。但延迟的这九天又作何安排?是否别具用心?是否为点缀另一节目?  《民十邮务总论》所附“历年发行邮票清单”第三节注称:“清光绪廿年发行之邮票咸知为中外通商五十年纪念,又因庆祝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而发行者,全套计有九种,……”中外通商五十周年是“洋务”,是历史上的大事。国难方殷,世人咸认糜费公币,铺张称寿的太后,总是昏庸无知的一妇人,她的生日何能称历史大事?甚至出邮票言庆?考中英五口通商的章程与海关税则,于一八四三年七月廿二日公布,八月十六日道光帝“依议”照准。后续有十月八日“虎门条约”。所以上海“工部局书信馆”有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发行“Jubilee,1843-1893”字样的纪念票及加盖票。可是实际五口通商开市的日期各口不同。广州七月廿七日,厦门十一月二日,上海十一月十七日,宁波迟至次年一月一日福州更迟至七月三日。中美通商“望厦条约”则订于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三日,中法通商“黄浦条约”于同年十月廿四日。故称“中外”通商自应从一八四四年起算。在这些历史性的日期里,我所注意的“十一月十七日”,正是上海中英通商开市的“纪念日”。慈寿票周于早一天问世,按十六日是星期五,则十七日是周末,十八日又是星期日例假。在洋大人们的心目中,过寿辰无妨,通商才是大事,故决不能迟于十七日发行邮票。所以慈寿票定在“十六日”星期五发行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故实际是美“慈寿”之名,庆“通商”是实。  邮票出生考略如上,再考慈禧“生日”。在裨官野史贵闻杂著,皆以“十月初十”之说为多,但近人有记“初九”的。为求得确切答案,我乃舍“正史”而力求旁证。按故宫所藏内务府四执事库同光朝的《御膳房档册》乃为可信的宫廷原始资料。从御膳房所备进慈禧皇太后的晚膳档中,发觉初九与初十的菜式的不同:初九日的“大盌菜四品”,含有“万年如意”四字号。初十日的“四品”则寓“福寿万年”四字。更明显的是,在初十膳单加配了“侼侼四品”:白糖油糕寿意,苜蓿糕寿意,五福捧寿桃,百寿桃。这四色寿点,则是初九膳单中所未见的。  所以慈禧太后的生日,是十月初十日,可信而无疑。在光绪廿年六秩大寿的一天,阳历确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七日,礼拜三。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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