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说明朝皇宫的天价藏品

明朝的严嵩父子，都是饱学之士，先不说老严，说说他的儿子小严，虽然长得丑陋，却是才华横溢。嘉靖近乎呓语般的手谕，他是一看便知，老严照小严所说答题，每每被皇帝视为知己;更有那“青词”，老严照抄小严的，也都龙心大悦。老严首辅的位置，也就是这样，一干就是二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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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严氏父子，字也写得不错，北京老字号“六必居”的匾额，正是老严所书。如此修养，收入囊中的，自然都是好东西。据《天水冰山录》所记，被抄没的严氏书画收藏共3201轴(卷、册)，其中有钟繇、顾恺之、索靖、王羲之父子、虞世南、欧阳询、柳公权、颜真卿、怀素、吴道子、阎立本、王维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欧阳修、赵孟頫等历代法帖名迹，其中还有大众所熟悉的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明朝皇帝不喜欢这些破纸片儿，严嵩家产被籍没后，东西都入了国库，之后又被拿出来，以很便宜的价格充了军饷，据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载：

“――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，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，即唐宋名迹亦然。于是成国朱氏兄弟，以善价得之，而长君希忠尤多，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。后朱病亟，渐以饷江陵相(即张居正)，因得进封定襄王。未几张败，又遭籍没入官。不数年，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。一时好事者，如韩敬堂太史、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，所蓄皆精绝。”

从中可见这些作品的流传轨迹：严氏父子之后，这些东西入了宫，之后，又被充作军饷。成国公朱希忠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了很多，后来，大多送给了有此嗜好的张居正，朱希忠也因此被封为定襄王。不久，张居正死后被抄家，这些作品再次入宫，算是走了个来回。几年后，管库房的太监，又把它们偷出来卖。韩敬堂、项墨林这些好事者，于是争相购买，收入囊中。

反正皇帝不把它们当回事，所以太监们纷纷做起了搬运工，从大内的库房，直接搬到了私人的书斋。看来，这些东西能够流传至今，第一要感谢严氏父子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聚集起来的可能;第二要感谢朱希忠，张居正，没有他们，这些东西落在武官们的手里，也就迟早霉烂了;第三要感谢太监，与其被虫蛀，被灰埋，还不如集体搬运出来，落到喜欢它的人的手里。

这里提到的韩敬堂韩太史，就是长期在北京为官的苏州人韩世能，当时和项元汴并称为两大收藏家。除以上两位杰出者外，有明一代，还有苏州的沈周，文徵明、文彭、文嘉父子，无锡华氏、安氏、邹氏，华亭董其昌、朱大韶，松江曹泾杨氏，太仓王世贞、王世懋兄弟，常熟刘以则，吴江史明古，杭州董氏等收藏之大者。收藏之风，可谓盛矣。

比较项元汴的生卒年(1525—1590年)，可知1584年张居正家产遭籍没时，项已到晚年，所以天籁阁中即使有张氏旧物，当不在多数。与官至翰林学士的韩世能相比，项元汴的身份更像是个生意人。生意人的习惯，就是勤记账本。在字画裱边或背后，项元汴常记下所收作品的价格。其中以王羲之的《瞻近帖》卷价格最高，是二千金;其次是怀素的《自叙帖》，值千金;再次为冯承素《摹兰亭帖》卷，值五百五十金。宋拓本《定武兰亭诗序》，值四百二十金，价格最低的是《宋四贤尺犊》，仅六金。

名画中，以仇英《汉宫春晓图》长卷为最高，二百金;其次是赵孟坚的《墨兰图》一百二十金;五代黄筌《柳塘聚禽图》不过十两。吴门各家中，文徵明的《袁安卧雪图》十六两，唐寅《篙山十景册》二十四两，远较仇英《汉宫春晓图》卷低很多。

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法书价格要比名画贵很多。而吴门四家中，却以仇英最贵。在画上记价的好处就是为了方便，可以一目了然，买进卖出，挣多挣少，这就是生意人的头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