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学观微录之十一

　民国元年十二月十四日，交通部呈送新出纪念邮票二本，并备文恭呈当时的大总统鉴核，文曰：“为呈请事，窃维共和启治，成中华创立之规，功德在民，见造国伟人之烈，命宣德意，宜付邮传，物勒二名，式昭民则。本部前以民国成立，亟应新制邮票，以备发行。经国务院会议，议定光复邮票印制孙前总统像，共和邮票印制大总统像，业经摹绘邮票式样，呈请鉴定，并经咨行财政部，转饬印刷局，照式印制在案。兹查前项邮票，各十二种，计七百八十万枚，价值银一百二十一万元，种类区分，为一分，二分，三分，五分，八分，一角，一角六分，二角，五角，一元，二元，五元共十二类，均经印制完成，送交本部验收，自应及时发行，以备应用。谨将新制邮票，每种各检一份，装订成册，齐呈钧览，并拟饬令邮局，于本月十五日将新制邮票一律发行。从兹万里通书，声望自周于遐迩，兆民式范，讴思永系于勋庸，为此呈报，伏祈大总统鉴核，谨呈。”这便是我中华民国开国最初发行的“光复”与“共和”两套纪念邮票的重要邮史文献。岁月悠悠，人事代谢，原物早有沧海桑田之感，但录存于集邮家手中的区区史料，吉光片羽自不失为珍贵的历史纪录。 　　以邮论事，从这呈文中信而可考的；一是光复共和纪念邮票发行的首日，应是民国元年的十二月十五日。二是发行的总数量七百八十万枚，与甘木先生在《近代》四卷一期上所云的印制数量每套三百九十万枚相符。核计其所附各面值的发行数量，其总值也与此呈文所称的银一百二十一万元无误，按此两套纪念邮票皆以三分票发行最多，各为二百万枚，一分，二分，五分及一角票各为三十万枚，八分票廿五万枚，二角票十五万枚，一角六分票则为十万枚，其余自五角至五元票各仅五万枚。故实际仅有五万全套，余皆为畸零的低面值票，此为适应当时的邮资需要而订定。　　惟以两套票面值计共需银元十八元三角，此在民初时的物价言，实相当高昂，所以集邮家能购藏全套新票者不多。后来传称在民国二年七月卅一日停售后，由售剩之票销毁时，有部份高额票为工人盗出，辗转流入集邮市场，赖以存世者稍多，故数十年来此两套票的市价，还不算太贵，其中国父像的光复票则较袁像的共和票身价为高。但不论新旧，皆以光复的二元票为贵，共和则以五元票称罕，事亦出乎意料。由此也可证明古今邮票的“市价”，有时也非仅以发行的数量而决定的。　　忆民国肇建，当时国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，对于民国新票亦多有计议，初由商务印书馆以雕版试制国父像的光复样票，同时并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雕制“大中华民国”字样的地图共和纪念试制票，奉令正式印制之际，突为媚袁派人士所异议。此时国父以功成身退，已辞临时大总统职，礼让第一任总统于袁世凯，故有力主改用袁像之议，但为国民党人坚持反对；后乃采折衷办法，将印好之地图票全部废弃，而以有孙像的光复纪念票用志国父革命的功勋，另以袁像为共和纪念票以应之，同时发行，息事宁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