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主《邮典》与《新光》两邮会邮刊编务的张赓伯先生尝称：“早期国邮种类不多，邮史资料可谈的皆已谈过了，多谈变成老生常谈。”诚然，就一个邮刊主编的立场而论确有其至理。但以研究的观点而论，国邮中可资研讨的课题还是很多。而且，由于中国集邮界前人学者已有数十年辉煌的研究成果，遗留下来的问题大都是更为艰巨繁难的。不要说半载一年难竟其功，即十易寒暑也未必能圆满解决，其间旧案未了，新的问题可能接踵而至。而这些悬案的解答，势必仍须自我国的邮史中去寻求线索。 周今觉氏在《邮乘》三卷二期“论大小邮集之区别”一文中，曾提到古人求学读书有“八面锋”的方法，将一部书从头至尾看八回，每回用不同的方法和眼光去看，如看词藻、故实、句读、校勘错误、官制、时代背景等等，则任何难读的书皆能透彻。因创“八面锋”的集邮法，就是同类的邮票用种种不同的方法去搜集，集邮如此，邮学研究何能例外？因思今年八月拙作前文“早期欠资悬案”一文意犹未尽，爰多寻读旧书，温故以求知新。 关于一九○四年我国最早欠资邮票出生前的一段史实质疑，早在民国廿五年五月的《新光》五卷五期上，张氏已刊有“悬赏征答”小文：“甲、中国欠资函件何时开始？当时邮局既未发行欠资票，对于此种信件如何片处理？乙、凡藏有一八九九年以前欠资戳封同好，请述此封发寄之时日及地点，能摄影寄示尤佳……读者中如有深悉以上问题，不论一题或二题，均可答覆，各题答中首名，各赠价值五元之邮票，二三名亦酌赠品，并在本刊发表，九月底截止，但需确实有据，向壁虚构者不录。……”。查张氏因藏有一八九九年八月由北京寄广西梧州实寄封一件，贴石印蟠龙一分票两枚，此信或因过重，故信背与信面，皆销有大形T字欠资副戳各一，而梧州到达邮戳有二，一为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，一为九月廿日，前者似为此信到达梧州戳，后戳可能为收信人领到欠资信函时之日戳。 按一八九九年为清光绪廿五年，以邮政国营后之邮资推究，查《中国邮资考》第一三二目所附光绪廿三年三月修正后的应纳邮资，信函重量单位，初重至四分之一英两者，为洋银二分，惟逾四分之一不逾二分之一英两即需邮资洋银四分，逾二分之一不逾四分之三需洋银六分。依此类推，可见邮资信函重量皆以每四分之一英两计算，张氏之封，仅贴邮资二分，可证寄信人乃以初重邮资所贴，固未计及信函之超重。此信如以欠资论补纳邮资，则在此封上除仅见T字戳欠资之标记外，并未见有补纳邮资的任何邮票，由此可证“按普通邮票代替欠资票贴用”之说，尚有疑问，而此两个日期不同之梧州邮戳，尤可证此函确曾经由梧州邮局查扣放行之事实，所不解者梧州邮局如何处理欠资？ 张氏的这个“悬赏”，迄无人答覆，于今已二十余年了，当我辈今日重新讨论欠资史实的悬案之际，温读前人小文，而又发觉后人所传“邮局代贴普通邮票，据以向收件人补收资费” 的一说，实有重新检讨之必要，这也是温故知新的一例。
